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因其獨特的精神基因，才能形成不同于他國、他民族的人文傳統(tǒng)和文化習慣，走出具有鮮明特色的發(fā)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擁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但近代以后歷經血與火的磨難。中國人民沒有向命運屈服，而是奮起抗爭、自強不息，經過長期奮斗，而今走上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回顧歷史，支撐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撐5000多年中華文明延綿至今的，是植根于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回首百年光輝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天下為公、以人為本、自強不息等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精髓，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斗爭實踐中吸收接納，深深融入中國共產黨的血液中。這些家國同構的崇高情懷和利濟蒼生的高遠志向，既是中華文明的優(yōu)秀精髓，也富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特質，成為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西方卻在古老中華大地上生根開花、結出碩果的歷史根源，指引著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賡續(xù)血脈、永葆初心，為數(shù)千年中華文明史寫下新的璀璨篇章。
天下為公的文化基因成為近代以來先進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基礎
“天下為公”出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禮記》在談及社會政治理想時勾勒出的一個美好社會藍圖。這個人人平等、共同勞動、分配平均的理想社會也被稱為“大同”。天下為公、大同社會的思想，雖然是《禮記》對上古時代充滿歷史想象力的虛構，但作為一種含有原始的、樸素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色彩的價值追求，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用來審視、評判現(xiàn)實世界的理想社會藍圖與標準，成為歷代先進中國人為實現(xiàn)美好社會理想而不懈努力的目標方向。
近代以來，天下為公和大同社會的理想更成為廣大仁人志士救亡圖存的重要精神符號。從太平天國的《資政新篇》，到康有為的《大同書》，再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無論是舊式農民運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都承繼著天下為公、大同社會的文化基因。
歷史告訴我們，這些農民起義者、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也不可能實現(xiàn)真正的大同。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西學東漸”之后，以早期共產黨人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才真正找到一條通向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大同夢想的康莊大道。在天下為公、大同思想的深厚沉淀下，這些中國的先進分子，迅速對科學嚴密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強烈而廣泛的思想共鳴。古老中國的文化基因與近代先進思想的相契相合，仿佛是最有效的催化劑，催生了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并帶動越來越多的先行者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終生不變的信仰。
李大釗把傳統(tǒng)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之上，成為近代實現(xiàn)大同理想從空想到科學的第一人。在《平民主義》中，他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來闡發(fā)大同思想：“現(xiàn)在世界進化的軌道，都是沿著一條線走，這條線就是達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類共同精神連貫的脈絡……這條線的淵源，就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這個性解放的運動，同時伴著一個大同團結的運動。”革命家、教育家吳玉章在回顧自己這一時期的思想轉變時說：“社會主義書籍中所描繪的人人平等、消滅貧富的遠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聯(lián)想起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古代世界大同的學說。所有這些東西，在我腦子里交織成一幅未來社會的美麗遠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在論述大同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時精辟地指出：“中國民族和它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中本來早就有著馬克思主義的種子。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社會，曾是中國歷史上一切偉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從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孫中山先生，都希望著世界上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能夠出現(xiàn)。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以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為滋養(yǎng)料，而從中國民族自己的共產主義的種子中成長起來的。”
毛澤東在青年時期也深受大同思想的影響，并成為其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基礎。1919年，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發(fā)表《學生之工作》一文，根據(jù)大同思想和當時流行的新村思想，提出了建立共同勞動、共同學習、財產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獨立的“新村”的設想。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借用大同社會論述了他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張。在這一時期，大同的思想已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大同，而是將中國古代大同思想與馬克思主義進行有機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后的偉大成果。毛澤東指出，“對于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什么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chuàng)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于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
對于大同思想等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批判繼承的科學態(tài)度。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yōu)秀傳統(tǒng)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yōu)秀傳統(tǒng)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xù)加以發(fā)揚光大”。
以人為本的文化基因讓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始終站穩(wěn)群眾立場
“以人為本”的思想在唐代之前也被稱為“以民為本”。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管子在《管子·霸言》中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孟子在《孟子·盡心章句》中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墨子在《墨子·兼愛》中倡導視人若己：“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民本思想，作為一個古老的命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價值取向。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認為，“在全世界所有古代文明國家里面，都是奉行‘以神為本’的”，“到了西周的前期，我們的文化開始有了不同的變化”，“中國是最早從‘以神為本’的文化轉向‘以人為本’的文化”。
從蘇聯(lián)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來看，“以神為本”和“以人為本”的不同文化基因，導致馬克思主義這一共同的種子，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分別孕育出不同的果實。蘇聯(lián)建立于以東正教文明為基礎的亞歐地區(qū)，“以神為本”的文化傳統(tǒng)同樣影響到了蘇聯(lián)模式的黨群關系。復旦大學政治思想史教授白鋼曾論述道：蘇聯(lián)模式的黨群關系是“一種源自東正教、進而源自古希臘傳統(tǒng)與基督教傳統(tǒng)的根底處的不平等，一直頑固地橫亙在二者之間。黨和人民的關系始終是單向度的：黨是人民的領導者、監(jiān)督者、教育者，類似東正教會之于民眾、牧首之于教徒。對黨而言，只有到群眾中去使之‘提升’，沒有‘降低’為普通群眾的從群眾中來的環(huán)節(jié)；只有黨領導人民、監(jiān)督人民、教育人民，沒有黨接受人民領導、監(jiān)督、教育的環(huán)節(jié)。它對人民的感情，在最高尚無私的意義上，類似于神對凡人的圣愛，這同樣是單向度的”。
歷史絕不是割裂的，文化的基因總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植根于人們心中，并對歷史進程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這種單向的人民觀，在蘇共執(zhí)政的后期，逐步滑向了脫離群眾的僵化官僚體制，而這也成為蘇共亡黨的根本教訓。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教授張樹華撰文提到，“脫離群眾是蘇共亡黨的根本教訓”，并認為蘇共執(zhí)政后期“形式主義泛濫、官僚主義日益嚴重、享樂主義思想不斷蔓延、奢靡之風盛行”。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并超越了中國傳統(tǒng)的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同時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民史觀，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人民觀。陳來認為：“以人為本”的思想，“直到近代以來，對我們共產黨人也還是有直接影響。”他舉例說：“毛主席有這么一段話：‘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這個就是發(fā)揮了我們古代‘以人為本’的思想。”
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毛澤東對傳統(tǒng)民本思想進行了批判繼承，確立起了無產階級的群眾觀點。毛澤東把“為人民服務”5個字立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并確立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有學者認為：“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傳統(tǒng)人本思想的批判繼承和發(fā)展創(chuàng)新。‘為人民服務’繼承了傳統(tǒng)人本思想的合理成分，為后者注入了‘民主’的內涵。”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還首次提出了人民與黨雙向的魚水關系、師生關系。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白鋼將這一思想稱為“師生辯證法”，并認為其中“既包含著從群眾中來，又包含著到群眾中去；既有黨領導人民進行斗爭和建設，也有黨接受人民的領導、服從人民的意志；既有黨作為人民的老師，教育引領人民，又有黨作為群眾小學生，向群眾學習的機制。這兩個維度始終交融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師生關系辯證循環(huán)”，“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既是一個有著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列寧主義政黨，同時又是一個高度強調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主體性，因而始終處在黨和人民的有機互動、互為師生之不息循環(huán)中的超越蘇聯(lián)共產黨模式的新型政黨”。
從中國和蘇聯(lián)兩種源于不同文明的社會主義實踐來看，它們各自體現(xiàn)出偉大的能動性和天才的創(chuàng)造力，又分別受到自己所孕生并植根于其中的文明對它的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傳統(tǒng)文化“以人為本”思想相結合的偉大成果。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注入了“民主”的內涵，顛覆了“君本”理念，提升了傳統(tǒng)民本思想，初步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人本主義思想的現(xiàn)代轉換。中國共產黨的人本思想不但在理論上實現(xiàn)了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飛躍，而且在實踐中為實現(xiàn)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最終讓中國革命跳出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為黨領導人民創(chuàng)造經濟快速發(fā)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奇跡提供了重要保障。
自強不息的文化基因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力量源泉
“自強不息”出自《周易· 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說，天道永遠處于周而不息運轉生化過程中，君子因此也應該效法天道的剛健品格，頑強拼搏，積極進取，使有限的生命永不懈怠休止，獲得永恒的價值。《禮記·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在《論語·述而》中推崇“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的進取人格。孟子在《孟子·告子》中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荀子講：“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這些往圣先哲從不同角度，詮釋并踐行著自強不息的深刻內涵。
從盤古開天辟地、女媧補天、夸父追日到愚公移山、精衛(wèi)填海，自強不息的文化基因連同這些上古先民的史詩神話，在中華民族中代代相傳、連續(xù)不斷，內化到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滲透至中華民族的思想體系，成為歷代中國人最為推崇的精神品格。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表現(xiàn)出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和愈戰(zhàn)愈勇的頑強生命力。毛澤東特別強調自強不息精神，強調不怕艱苦、一往無前、奮斗不息。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毛澤東摘錄了大量古人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言論并加以注解。他推崇孟子所倡導的獨立人格并指出：“吾之意與孟子所說浩然之氣及大丈夫兩章之意，大略相同。”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他仍然不斷強調奮斗的意義。正如1957年毛澤東在與山東濟南黨員干部談話時所說：“人沒有餓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奮斗。一萬年以后，也要奮斗。共產黨就是要奮斗。”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等，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動，激發(fā)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生命力，改變了中國國衰力弱、人民一盤散沙的形象。自強不息的文化基因也伴隨著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歷史進程，深深融入中國共產黨的血液，成為最鮮亮的紅色基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wěn)腳跟的堅實根基。”“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fā)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
自強不息等中華文化基因，支撐著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今天依然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強大精神力量。在2021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為偉大的祖國和人民而驕傲，為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這是對當代中國人民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高度肯定和深情贊揚。
中華優(yōu)秀文化基因源遠流長、 鑠古切今，具有經久不衰的無限魅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樣是對中華優(yōu)秀文化基因的全面復興。數(shù)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美好理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上得到充分踐行，讓我們古老的文明，傳承弘揚、納新吐故，在新的歷史時期，彰顯出鮮明的時代特色，繼續(xù)推動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fā)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提升到嶄新高度，賦予其時代內涵，轉化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朱熹武夷書院時強調：“要從中華五千年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新時代中國的發(fā)展?jié)B透著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深刻影響。這些具有民族的、地域的、社會的和歷史的文化基因，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社會發(fā)展的各個層面。當代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道路光明、使命偉大，而任務也更加艱巨。我們要深刻認識當代中國的問題、現(xiàn)象的思想文化根源，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傳承、發(fā)揚、創(chuàng)新中華優(yōu)秀文化基因，守護好發(fā)展好我們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走出一條順應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軌跡，切合中華民族性格特征，續(xù)寫中華文明新輝煌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